陈大康

提起《新小说》，就会想到创办者梁启超；论及《月月小说》，想到的是主持者吴趼人。这两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印象深刻，因此读到乐群书局创办《月月小说》的广告便大惑不解：它宣称吴趼人与周桂笙已帮该局办刊，“《新小说》因此暂行停办”，类似的广告后来又几次刊载。为何吴趼人跳槽，鼓吹“小说界革命”的《新小说》就得停办？那梁启超又在干什么？

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是想借用小说的影响力推动君主立宪，不过最初的目的，却是要发表展现维新前景的《新中国未来记》。五年来，他一直想写这篇小说，“《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为写一篇小说而办个刊物，此事在报刊史上恐怕少见。动笔不久，梁启超便发觉小说实在不好写：“一复读之，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可是为了“发表政见，商榷国计”，这些都顾不得了。

梁启超热情高涨的时间不长，编了三期就远游美洲，《新小说》只好“停刊数月”。后由梁启超学生接手，出到第七期，封底上《紧要告白》还宣布梁启超已回日本，“稍料理杂事，即从事著述”。“稍”究竟是多久？“杂事”又有几何？读者有理由要这样问，因为他们等了五个月未见刊物出版，只看到广告上说梁启超“以他事猬集，《新中国未来记》尚未暇执笔从事”。又等了五个月，读者才等来第八期，而主要撰稿人已换成吴趼人与周桂笙。梁启超认为借小说可达到最好宣传效果时，便创办《新小说》，推崇政治小说时毫不掩饰其功利计较，而一旦发现有更好的途径，自然就舍小说而去。

《新小说》前七期自著作品均根于政治概念，或抒发理想，或撷取历史上素材联缀成篇，竟无一篇提炼于现实生活。语言如政论，人物形象无鲜活感，读者感受不到生活的气息。作品里不断地谈论专制、自由、民权与立宪，初读确会有震撼感、新鲜感，受刺激去思索现实的社会问题，可是翻来覆去就是这一套，谁都会感到不耐烦。新风格始于第八期，首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干线，描写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与世态人情，读者一展卷，就会被贼扮官、官做贼的故事吸引，并与对官场黑暗腐败的抨击共鸣。那篇《痛史》虽在描写南宋的灭亡，却也使人联想到当下国家危亡的现实。至于写情小说《电术奇谈》和侦探小说《毒蛇圈》，题材与内容均为读者喜闻乐见，描述也合乎其阅读习惯。吴趼人终结了前七期从概念出发的写作方式，也不再推崇政治小说。

梁启超只编了三期，影响持续到第七期，吴趼人却编了十七期。梁启超有开创之功，吴趼人是使刊物得以生存的功臣，他一旦离去，《新小说》停刊是完全可能的事。不过长期以来，乐群书局所言被认为是自张声势的虚假广告，理由是该刊停刊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月月小说》创刊于翌年九月，两者根本连不上号。如此认定的依据，是《新小说》第十七期标明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出版，后来该刊不再有时间标示，但按月出一期可推算出停刊时间。研究者们上了《新小说》的当，标识“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只是为掩饰出版拖延，因为直到当年九月，报上广告还说只出到第十六期，而第十七期出版的广告，则见于翌年正月二十八日。由报上各期出版的广告可知，《新小说》最后一期出于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九月《月月小说》创刊，两者可谓是无缝衔接。乐群书局所言不虚，它挖走吴趼人与周桂笙后，《新小说》被迫关门。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家小说专刊的停刊使不少人感到遗憾，月月小说社劝读者们不必“怅怅然不乐”，并自豪地宣称：“继起而重振之，此其责舍本社同人其谁与归？”说得更明白些：两家刊物是同一人在办，前者留不住吴趼人而倒闭，后者引进人才后可办得更好，因为它更在意阅读的娱乐性，创刊伊始就推出小说十七种，题材也多样化，可适应水准、口味不同的读者群。创刊号二千本在第二天上午就已售罄，于是赶紧加印二千本，最后是印了三版，后来各期也都需要加印。这一时期吴趼人得意的心情可从一个侧面窥见：创刊号上他的画像与施耐庵、哈葛得并列，第二期称颂他为“小说界钜子”，第三期赞其“以高尚之思想、灵妙之笔锋发为小说”，第四期则称《月月小说》“皆总撰述吴趼人先生主持之力也”，第六期更誉其为“近世小说界之泰斗”。这位主编突出自己的个人色彩可谓是毫不掩饰。

可是好景不长，声誉节节上涨的《月月小说》出了第八期后突然停刊，现只见“社里起了风潮”数字，原因不知。其时刊物“销数日广，订阅日众”，已倾注大量心血的吴趼人不可能撒手不管，乐群书局也不会无故割舍生财之道，也许是引进的人才总有点傲气，他们之间发生了尖锐矛盾，且都不肯退让。读者翘首以盼两个月，等来的只是报上一则广告，宣布该刊由群学社出资接盘，改由许伏民“主持其事”，只字未提吴趼人。第九期在停刊四个月后终于出版，版权页上吴趼人的名字已换成许伏民，刊首《本社广告》仅言“刻复聘订著名大撰译家冷血、天笑二君”，也未提及对吴趼人有何安排，只是后来登报宣布陈景韩与包天笑也参与社务时，才带上“本社总撰译吴君趼人、周君桂笙著述各稿，久为阅者所欢迎”一语。吴趼人保留了头衔，这恐怕是还想借用他在读者中的巨大声望。

有几则广告可说明吴趼人地位的变化。其一是“自十一期起，更添聘天僇生（王钟麒）撰著小说论说，冠于每期之篇首”，而以前这是吴趼人的专利。其二是吴趼人《两晋演义》连载遭腰斩。创刊时，这是刊首小说，吴趼人又撰《历史小说总序》与《<两晋演义>序》置于其前宣示宗旨。《月月小说》复刊后，第十期《广告》批评该篇“每期只刊一二回，徒使阅者厌倦，若多载数回，又以限于篇幅，徒占他种小说地步”，宣布“于本期之后不复刊载”，可是同期《告白》又声称“以前未经完全之稿，一并陆续接刊，以免阅者有未窥全豹之憾”。其三，第六期《本社特别广告》宣布吴趼人“每日到社办理报务”，搬迁新址后，第七期广告又告诉读者，“凡有关于投稿事件及吴趼人君之信函，乞寄至此处”。编辑部改组后，第九期《通信广告》却要求读者信件“请径寄乍浦路多寿里吴宅收”，可见这位“总撰员”不再参与报务。第十期《告白》还有个排序，许伏民之下是：“冷血、天笑、趼人、桂笙”。《月月小说》共出24期，吴趼人只编了前8期，这情形与梁启超编《新小说》倒颇有点相似。

此时，吴趼人剩下的日子已不到三年，其间，他又因一篇文章引起关注。中法大药房老板黄楚九见吴趼人患神经衰弱，便送几瓶艾罗补脑汁。吴趼人服后觉得有效，便他写《还我魂灵记》相赠，内有喝后“文思不涩矣，劳久不倦矣，以视往昔之精神，且有加焉”数语，还送了张照片，黄楚九则回赠300元润笔费。当时约定文章不得登报，可是黄楚九怎肯放过宣传的好机会，转身就将文章与照片用很大篇幅登于上海《时报》、《舆论时事报》、《新闻报》，天津《中外实报》以及《汉口中西报》。大作家竟为市侩著文颂药，舆论顿时哗然。其实，吴趼人以著文为生，写点应酬文字在当时也很平常，只是黄楚九将动静弄得太大了。吴趼人并非敛财之人，平日鬻文所入，到手立尽。他又乐于助人，有位朋友借他200元，病重无力偿还，吴趼人在其病榻前烧掉借劵，并倾囊出20元助其药费。回家后妻子以家中断粮相告，他也泰然处之。据说这位朋友就是创作《官场现形记》的李伯元。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九月十九日，吴趼人去世，享年四十五岁。据时人云，死后“检其衣袋，仅余小洋四角”。

返回字体复制全文第4/6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