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的散文集《车厢社会》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于1935年出版，堪称沪上出版界当年值得一书的收获。而同年7月的《人间世》上刊载的《车厢社会》的广告则更称得上别致，“消夏新书”四个字，言简意赅，却引人瞩目，既体现出“良友”的文学趣味，也吻合于《人间世》的办刊风格。

消夏的方式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可能花样繁多。在这本《车厢社会》付梓的同时，丰子恺还写了一篇《纳凉闲话》，三个都市中人从一句“天气真热”引发的天马行空的闲谈，似乎才是最好的也最经济实惠的消夏方式。但是在炎炎盛夏，打出“消夏新书”的招牌，则可能会格外吸引那些暑热难当的读者。把读书作为消夏的方式，既新颖别致，又不费什么钱，可能比起从旅游杂志上获取关于莫干山的消夏广告进而去旅游避暑更轻而易举。而且绝大部分都市人是不大可能去莫干山消夏的，更可行的消夏办法是读读充满丰子恺式趣味的小品。比起鲁迅的金刚怒目式的杂文读了之后更加郁热难当，显然丰子恺的小品文更适于“消夏”。丰子恺的散文，传承的是“五四”闲话风的小品文的精髓，在30年代更是渐入佳境。在刚刚过去的1934年作为所谓的“小品年”的文学气候中，《车厢社会》得到出版界乃至读者的格外青睐，是很自然的。而聆听丰子恺的闲话来祛暑，也算得上是一种格外有品味的消夏方式吧？

如果带着消夏的目的在酷暑中翻开这本书，当时大上海的读者多半会首先翻看集子的最末一篇《半篇莫干山游记》。莫干山以竹、泉、云和清、绿、冰、静著称，素享“清凉世界”的美誉，与当时的北戴河、庐山、鸡公山并称为四大避暑胜地。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杭州大华饭店举行结婚仪式之后曾拟上莫干山度蜜月。现代诸多文人雅士也都在此山留过踪影，郁达夫1917年即有诗咏莫干山：“田庄来作客，本意为逃名。山静溪声急，风斜鸟步轻。路从岩背转，人在树梢行。坐卧幽篁里，恬然动远情。”如果说，郁达夫是为“逃名”而作客莫干　(尽管作诗时的作者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名气)，丰子恺则缺少类似郁达夫的这种名人的自觉，是现代史上最具有平民气质的文学家和艺术家。30年代中期的丰子恺，早已脱离世外桃源一般的白马湖生涯，阔大了对人间社会的观察视野，尤其对底层社会保持着关注，这种关注，不同于“五四”时期的相当一部分启蒙者，没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而把自己也视为普通人的一员。正如在《半篇莫干山游记》作者写的那样：“据我在故乡所见，农人、工人之家，除了衣食住的起码设备以外，极少有赘余的东西。我们一乡之中，这样的人家占大多数。我们一国之中，这样的乡镇又占大多数。我们是在大多数简陋生活的人中度着噜苏生活的人；享用了这些噜苏的供给的人，对于世间有什么相当的贡献呢？　我们这国家的基础，还是建设在大多数简陋生活的工农上面的。”而《半篇莫干山游记》也与旅游消夏的动机相去甚远，实际上恰恰相反，游记号称“半篇”，写的只是作者去莫干山途中所乘长途汽车因“螺旋钉落脱”而长时间抛锚于“无边的绿野中间的一条黄沙路上”的情景。作者虽“本想写一篇‘莫干山游记’，然而回想起来，觉得只有去时途中的一段可以记述，就在题目上加了‘半篇’两字”。文章记录的并非莫干山的清凉，仍是抛锚路上的所见所感。

如果说对都市里的读者而言，欣赏丰子恺的《半篇莫干山游记》这类游记也算消夏的话，实有如酷暑中吃麻辣火锅，在汗如雨下中觅得清凉。而如《半篇莫干山游记》这类散文的精髓实在于为酷暑中的都市人提供一种心境或关于另一种生活方式的颖悟，恰如丰子恺早期的散文《山水间的生活》中所写：“我曾经住过上海，觉得上海住家，邻人都是不相往来，而且敌视的。我也曾做过上海的学校教师，觉得上海的繁华与文明，能使聪明的明白人得到暗示和觉悟，而使悟力薄弱的人收到很恶的影响。我觉得上海虽热闹，实在寂寞，山中虽冷静，实在热闹，不觉得寂寞。就是上海是骚扰的寂寞，山中是清静的热闹。”心静自然凉，丰子恺所谓的聪明的读者自能从《半篇莫干山游记》中获得关于如何才能“消夏”的“暗示和觉悟”：“我和Z先生原是来玩玩的，万事随缘，一向不觉得惘怅。我们望见两个时髦的都会之客走到路边的朴陋的茅屋边，映成强烈的对照，便也走到茅屋旁边去参观。Z先生的话又来了：‘这也是缘!　这也是缘!　不然，我们哪得参观这些茅屋的机会呢？’”

《半篇莫干山游记》在呈现作者“万事随缘”的生活态度的同时，更值得读者瞩目的是丰子恺观察社会的作为艺术家的自觉意识以及作为艺术家的观察方式。这种艺术家的方式尤其表现在丰子恺的散文名篇《车厢社会》中，作者提供着自己对车厢里的人间百态的洞察，角度既独特，看法也就因此别致，透露着一个时时留意人生世态的艺术家才具有的眼光。文章追溯了作者本人坐火车的三个阶段：从“新奇而有趣”到“讨厌”，继而“心境一变”，乘车“又变成了乐事”。“最初乘火车欢喜看景物，后来埋头看书，最后又不看书而欢喜看景物了。”第三个阶段与其说是看景物，不如说是看“车厢社会”，看众生百态，品味“车厢社会里的琐碎的事”，车厢社会展现的是更加饶有意味的“风景”：“凡人间社会里所有的现状，在车厢社会中都有其缩图。故我们乘火车不必看书，但把车厢看作人间世的模型，足够消遣了。”

这本貌似可用来“消夏”的散文集其实提供的正是足供读者“消遣”的“人间世的模型”。消夏理念虽然是出版社的一种聪明的营销策略，但是，丰子恺的这本包含着“人间世的模型”的散文集中所呈现的，却不尽是莫干山般的清凉世界，而有相当一部分文字内敛着火气与燠热，很难说适合于消夏。在林语堂主张“闲适”散文观的时代，丰子恺的小品文，或许不尽符合论语派的理想。譬如在《肉腿》一篇中，作者展现出的是一幅故乡农人踏水的壮观场景，作者称之为“天地间的一种伟观”：“我设想从天中望下来，这一段运河大约像一条蜈蚣，数百只脚都在那里动。我下船的时候心情的郁郁，到这时候忽然变成了惊奇。这是天地间的一种伟观，这是人与自然的剧战。火一般的太阳赫赫地照着，猛烈地在那里吸收地面上所有的水；浅浅的河水懒洋洋地躺着，被太阳越晒越浅。两岸数千百个踏水的人，尽量地使用两腿的力量，在那里同太阳争夺这一些水。太阳升得越高，他们踏得越快，‘洛洛洛洛……’响个不绝。”作者继而发挥道：“这次显然是人与自然剧烈的抗争。不抗争而活是羞耻的，不抗争而死是怯弱的；抗争而活是光荣的，抗争而死也是甘心的。”这种农人“与自然的剧战”的场面以及内在的抗争精神恐怕是不十分吻合“消夏”精神的。

《车厢社会》中的《劳者自歌》一篇则设身处地地站在劳动者和农人的立场看待问题，甚至作者把自己也同样看做一个“劳者”。这种“劳者”意识可以催生一种真正的平等主义的立场，使丰子恺的《车厢社会》中由此蕴含着都市人的自我审思的精神。这种自省精神才是在酷暑给都市人的头脑和身体降温的最好方式，正如《肉腿》的结尾作者反思的那样：“无数赤裸裸的肉腿并排着，合着一致的拍子而交互动作，演成一种带模样。我的心情由不快变成惊奇；由惊奇而又变成一种不快。以前为了我的旅行太苦痛而不快，如今为了我的旅行太舒服而不快。……唯有那活动的肉腿的长长的带模样，只管保留印象在我的脑际。这印象如何？住在都会的繁华世界里的人最容易想象，他们这几天晚上不是常在舞场里、银幕上看见舞女的肉腿的活动的带模样么？踏水的农人的肉腿的带模样正和这相似，不过线条较硬些，色彩较黑些。近来农人踏水每天到夜半方休。舞场里、银幕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正是运河岸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在“劳者”辛苦劳作的映衬下，作者“船棚下的热度似乎忽然降低了”，正可谓不期然之间就把夏给“消”了。而关于舞厅中“舞女的肉腿”与踏水的“农人的肉腿”的对比，则或许有助于生成大都会中人的暗示和觉悟。而这种暗示和觉悟，或许与1935年《人间世》推出这则“消夏新书”广告词的初衷，多少有些相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