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读法》 西川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西川新作《唐诗的读法》，口袋书的体量，讨论的问题却很深、很大，细究起来，写个大部头也未必兜得住。但西川举重若轻，几乎谈笑间就把问题讲清楚了，还讲得妙趣横生，让人读着充满了愉悦感。

那他到底讨论了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唐诗生长在什么样的土壤里。我用了“土壤”，而不是“背景”，理由是，背景这个词容易产生隔离感。好像唐诗是便签纸，被一张张贴在背景墙上，到头来诗是诗，墙是墙，并无内在关联。而实际上，诗歌应该是生长出来的，从诗歌的土壤里生长出来。

现实的土壤会变化，诗歌的土壤同样如此。这是西川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这件事何以重要？因为其中隐藏着唐诗，乃至中古之后传统文学的密码。

我们知道，从北魏到隋朝再到初唐，政权一直掌握在关陇集团手里。因此有学者认为，隋亡唐兴的实质，不过是关陇集团内部对权力格局进行的再调整。无论此说能否站住脚，初唐的高层官员多为关陇权贵，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养成了一群政治贵族，书法家褚遂良、宫廷诗人上官仪，即为代表人物。而政治贵族创造的文化，自然是贵族文化。

在唐代，家庭出身和姻亲关系十分重要。关陇权贵将官位、爵位在本集团内相授受，子承父业、兄终弟及成为常态。这就是所谓的“恩荫制度”。然而情况悄然变化着。武则天在发迹过程中，面对阻碍其上位的关陇权贵，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直接打击，杀长孙无忌，杀上官仪，废长孙皇后，震慑朝野；二是放开科举，大力提拔寒族子弟，以制衡关陇权贵。

寒族子弟得以登上庙堂，凭的是皇恩和才学，对靠裙带关系占据高位的贵族，充满了鄙视。而贵族也瞧不上这些年轻士人，觉得他们举止轻浮，形同暴发户。于是人以群分，形成了贵族群体和士人群体这两大势力。双方在政治领域勾心斗角，在文化领域互相拆台，斗争愈演愈烈，贯穿了大半个唐代。

大凡一个群体，总要设定若干身份标识，拥有这些标识，才会被接纳为“自己人”。士人群体的身份标识之一就是“诗”。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杂文”（指诗赋）占有重要位置，尤其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写诗作赋已经是士人的基本功。反过来，会不会写诗，写不写得好诗，就成为判断你是不是士人的标准。因此对唐代士人来说，写诗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活动，参加科举考试得写诗，想获得大官垂青得写诗，送别友人得写诗，文人雅集得写诗，为人祝寿得写诗……翻一遍《全唐诗》你会疑惑，其中不少作品明明很平庸啊，细瞧原来都是应酬之作！

现代人忘了这层关联，把《唐诗三百首》当作唐诗的完整风貌，以为唐代士人时时灵感奔涌，金句张口即来。其实《唐诗三百首》是披沙拣金的成果，只占《全唐诗》的极小部分。而唐代士人的日常性写作，就像前面说的，目的多为应酬，这种程式化的写作并不怎么需要灵感。西川发现，士人们会携带“随身卷子”，以备不时之需。随身卷子上记录着“古今诗语精妙之处”，且分门别类——哪些是描写春天的，哪些是抒情雪景的，刮风下雨又该说些什么，都设计好了。事到临头拿出卷子查阅，总有一款合适，再也不用担心词穷了。

诗歌要遵循格律，要用典，而且规范越来越严格、精细，也是从唐代开始的。同样，这也不只是艺术发展的要求，士人们是用近体诗构筑壁垒，排斥异己，加强身份认同。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格律，写得再好也是打油诗、顺口溜；不懂典故，无法同士人唱和往来。这样，你就被划在士人圈子之外。

从这个角度观察唐代的诗坛生态，就相当有意思了。例如，李白与王维是同龄人，又都名满天下，可奇怪的是，他们几乎没有交往。为什么呢？因为王维是贵族，左右宫廷诗歌的趣味；李白则出身草莽（寒族），摆出一副非主流的姿态挑战权威。而从诗风看，两人也是千差万别。有理由推想，李白和王维互相看不惯，但终究没撕破脸皮，各自保持着微妙的沉默。

聊完八卦，再来讨论唐诗的写作对象，即，这些诗是写给谁看的？肯定不是民众。民众搞不清“三连平”“犯孤平”这类近体诗禁忌，更无法欣赏不知从哪儿挖出来的生僻典故。西川的结论是：格律诗是“同等学识、相似趣味的士子、进士们之间的私人交流”。

有人可能会问：那白居易呢？他不是深切地同情劳苦大众吗？西川回答：他是同情，但他的这种同情，是要说给元稹、刘禹锡等同道听的。进一步的，可能还想说给皇帝听。这由白居易的身份（官僚地主）所决定。“白居易是居高临下的人。他诗歌中的日常有限性、私人叙事性、士大夫趣味、颓靡中的快意、虚无中的豁达，根本不是当代人浅薄的励志正能量贺卡填词。”说到底，白居易还是典型的士人，他对老百姓的同情，是居高临下的士人式同情。

这就引申出另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读懂唐诗了吗？如今不少人热衷古诗词，特别爱玩接龙似的背一大串金句。这本来无可厚非。毕竟对普通人而言，文艺是用来装点生活的，让平庸的日常变得美好一些（所谓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不过，如果真以为如此就能和古人对话，深入古典作品的内核，则未免托大了。

黄庭坚可以说“风流犹拍古人肩”，辛弃疾可以说“不恨古人吾不见，但恨古人不见我狂耳”，那是因为他们属于士人圈子，而且是士人中的名人——名士。尽管隋唐已逝，但他们和古人享有同一片文化土壤。可我们不行。科举制已经从根子上割除，我们与古人分处平行宇宙，很难站在自己的宇宙里，去拍那个宇宙里人的肩。

因此，想真正理解唐诗，理解唐代士人到底写了什么，又是如何写的，必须把他们放回到产生他们的土壤中去。这就是西川揭示的“唐诗的读法”。

2000年，诗人、翻译家黄灿然发表长文《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他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传统和西方现代诗传统，对中国新诗构成了两个巨大的阴影，每一位现当代诗人都会被拷问：你的诗比得上古典诗词吗？比得上西方现代诗吗？此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这么多年来，一直被反复讨论。不过按照西川在本书中的思路，这个问题的前半部分实质上被消解掉了——既然今天的诗歌土壤、作诗方式跟唐代完全不同，这种比较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与其说是现当代诗人的阴影，不如说是从未接受现代诗歌审美训练的大众，对于现代汉语诗不切实际的期待。

西川提出：“我们必须处理我们这充满问题的时代，并以我们容纳思想的写作呼应和致敬唐人的创造力。”我想，这正是本书的点睛之处。

作者：唐骋华
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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