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的故事》 吴惠林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经济学大师们的伟大理论往往是影响世界经济走向的重要力量,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更是其中顶尖的大脑。他们的思考逻辑及演变过程为何?是受谁、受何事所影响?为什么普罗大众也应了解他们的思想观点?
本书以诺奖的颁奖时间为主线,汇集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生平、理论思想,是一部十分精彩的经济学普及读物。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不仅可以轻松贴近经济学界最顶尖的脑袋,认识他们的非凡见解,更可领会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
哈耶克:首位预测到美国经济崩溃者
哈耶克于1899年5月8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书香家庭。祖父是维也纳大学动物学教授,外祖父是因斯布鲁克大学法学教授,也是奥国经济学派宗师庞巴维克的莫逆之交,之后曾任奥地利国家统计局局长。哈耶克的父亲是位医学博士,却在维也纳大学教授植物学。哈耶克的两位弟弟也都在学界颇有名望,一位是维也纳大学的解剖学教授;一位是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化学教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哈耶克的表兄是当代赫赫有名的伟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哈耶克分别于1921年和1923年得到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和政治学博士,在维也纳大学的时光,他接受了奥国经济学派大师的影响,这些大师分别是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以及米塞斯。
当1921年取得法学博士后,哈耶克曾任奥地利公职(1921—1926),从事解决一战前债务的工作,机构的主任是米塞斯。也就在那时,哈耶克参与了米塞斯的研讨小组,成员包括日后都享有盛名的哈伯勒、马克卢普,以及摩根斯坦。哈耶克是经由参与研讨会而受到米塞斯的影响,并未正式上过米塞斯的课。在任职期间,哈耶克曾自费前往美国研读货币政策(1923年3月至1924年5月),曾分别受教于米切尔和克拉克这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返回维也纳之后,哈耶克与米塞斯于1927年共同开创了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就是在那里,哈耶克成为第一位预测到美国经济崩溃的学者。
1930年代是历史上最有名的经济大恐慌时代,是凯恩斯革命出现的时候。当时哈耶克与凯恩斯针锋相对,他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并对通货膨胀政策大力抨击,对于膨胀政策将带来灾祸的分析,在1931年出版的《价格与生产》中已有明确解说。他确信经由信贷政策和银行决策所产生的货币支出,对于价格和产出会有极大的冲击。在1927年至1929年间,鉴于1927年之前的繁荣期,恐因美国一般物价自然地下跌而繁荣趋缓,为了延长繁荣期,美国政府使用扩张货币政策,由此点燃过度投资,并将繁荣再延长了两年。之后,当不景气开始出现时,政府不再使用人造的经济政策来维持消费,因而无法支持生产,也因此出现历史上永难忘却的“大萧条”。必须强调的是,如果美联储持续动用扩张借贷的政策来维持繁荣假象,也只是延缓大萧条的出现时日,而且程度还会更严重,因为以往的扩张货币政策必定要付出代价,早些时日付出,代价较小,越拖则代价越大。
在1931年至1941年间,哈耶克致力于经济课题,发展出一套一般性的理论,即不合理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误导投资者,诱使他们被人造的需求所迷惑,结果造成经济体系的严重扭曲,使资本和资源集中于低生产力之处。也就在这期间,哈耶克展开了与凯恩斯长达15年的论战。
索洛:经济恐慌产生学习的志趣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这位得奖的索洛,并不是1980年代后期当红的瑟罗。虽然两人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而且名字发音相近,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索洛于192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至1987年已63岁。索洛分别在1947年、1949年、1951年得到哈佛大学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也曾分别获得芝加哥、布朗等六所大学的荣誉学位。哈佛毕业之后,索洛一直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也就是说,他的学术事业是在那里开展的。他与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有几乎长达40年的同事和合作关系。1996年转赴纽约大学任教。
在索洛的学术生涯中,他曾获无数的荣誉,除博士论文获威尔斯奖外,1956年他以32岁之龄当选为美国人文及科学院院士;1964年任计量经济学会会长;1975年当选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通讯院士;1975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早在1961年即获得极富学术声誉的“克拉克奖章”,是1947年该奖章设立以来的第七位得奖者。据学术圈传闻,该奖章的得主都具备获颁诺贝尔奖的希望。若从这七位中,除了第二位得主鲍丁外全都得到诺贝尔奖的事实来看,就知传闻不假。
索洛幽默风趣,尤以其智慧和出名的机敏给人深刻印象。当克雷默在1983年为了廓清当代的理性预期学派(或新古典学派)、货币学派、新凯恩斯学派,以及非正统学派(或制度学派)之间的纠缠情结,而寻找各学派关键人物作面对面的对谈时,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问他:“为何不跟索洛谈谈?”由此可见索洛的魅力。
对于索洛的爱开玩笑,理性预期大师卢卡斯(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有所抱怨。索洛本人也知道别人的感受,他承认那是自己个性里的一个毛病,需要好好对付;不过,他也表示,用玩笑来嘲讽,才不至于掉进辩论对手的陷阱里。
当克雷默问索洛“为何学经济学”时,索洛表示,由于大恐慌使他对社会科学产生兴趣,因为难忘那段不愉快的童年时光。在哈佛念书时,先是研读社会学、人类学,而只念一点经济学,最后之所以选择经济学,主因有二:一为爱情的力量,他在战争爆发时去从军,而于1945年再返哈佛,正在彷徨无所适从时,新婚的太太却已取得芮克里芙学院经济学学位,告诉他经济学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于是他便意外地开始经济学之旅;二为不满社会学,因其缺乏系统性。他举帕森斯为例,说帕森斯谈到某些具体事物时,就像医生处理病人的情形一样,充满引人入胜的洞视,但每当要加以推演到一般情况时,就连一个见识浅薄者也觉其含混。不过,他也认为,研读社会学有所助益,使他比大多数经济学理论家更关注社会学方面的问题。
有此一说,索洛和同为经济学家的妻子,每年夏天都会住在一个葡萄园里,索洛所创立的“资本 年 份 法”(Vintage Approach)就与葡萄园有些关系,因为vintage的意义可以是一个葡萄园里的葡萄产量或葡萄收获季节,也可以指用葡萄酿造的葡萄酒的制造年份。或许索洛的灵感就是出自他们的葡萄园!
奥斯特罗姆: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这个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33年出生于美国加州洛杉矶,得奖时已76岁高龄。她在1965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获奖时任教于印第安纳大学。奥斯特罗姆的少女时代,正逢经济大萧条后期与“二战”,资源匮乏,饮水奇货可居。她在自家菜园种菜,把蔬菜制成罐头,并体会出“人类面临资源短缺时,能为共同利益互相合作”,从而为日后研究立下基础。
奥斯特罗姆先天有口吃毛病。高中老师为协助她克服言语障碍,安排她进入学校辩论队,一开始她常遭队友戏弄,但不久后便稳坐队中第一把交椅。
奥斯特罗姆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研究生院期间,认识了丈夫——知名政治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拿到博士学位后,她在1966年进入丈夫任教的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系。1973年,夫妻俩创立“政治理论暨政策分析研讨会”。获得诺贝尔奖时,奥斯特罗姆担任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科学亚瑟·F.本特利讲座教授。
由于奥斯特罗姆并非正统经济学圈内人,经济学界对她并不熟悉,但她在政治学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奥斯特罗姆的学术生涯中,1975年至1976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副会长,1982年至1984年获选为公共选择学会会长,1984年至1985年任中西部政治学会会长,1985年至1988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会国家城市政策委员会委员,1996年至1997年获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会长,1991年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瑞典皇家科学院推崇奥斯特罗姆在自然资源管理上的成就,认为奥斯特罗姆在使用者管理的渔场、牧场、林地、湖泊与地下集水区的经济治理分析,对于大多数各类社会组织都有启发,并强调她的著作挑战了所谓公共品往往管理不善,应被中央当局管控或民营化的传统主流观点,证明公共品也可以被使用者团体管理得很成功。她获得成功的原因是,这个课题是她的主要研究兴趣。
奥斯特罗姆的研究重点在水的灌溉系统与人的组织,亦即灌溉系统组织和组织设计的问题。人类生活要有水,所赖以维生的农作物也需要水,因此,水源衍生的问题影响非常大。奥斯特罗姆的博士论文就是探讨美国加州水源引发的问题。
资源经济学家萧代基教授表示,奥斯特罗姆毕生都在证明“公共品的悲剧”理论并不正确。所谓的“公共品悲剧”,是指多人所拥有的公共品,特别是自然资源,极有可能因为人性的自私,加速资源的耗竭。我们知道,连空气、水、阳光这三种人的生存要素,都由以往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逐渐变得稀缺,而愈演愈烈的全球变暖、气候剧烈变迁更是“公共品悲剧”的典型案例。
不过,奥斯特罗姆却认为,并没有所谓的“公共品悲剧”,她毕生研究偏远地区或落后部落,例如:印度乡村的居民因为一辈子都要生活在一起,只好设计一套共同生活制度,真心诚意共享天然资源。虽然她的研究案例偏向未开发的偏远地区,或尚未现代化的地区,因而被指为特例,无法成为通案,也被认为并不是成功的研究;不过,为何未开发的偏远地区的住民能够同舟共济生活在一起惜用资源,这却是值得全心全意求增长的发达地区人民,或所谓“现代文明”的人们审慎思量的呢!
作者:吴惠林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张裕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