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朝夕相处
我父亲和周总理是一块儿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我父亲是1920年10月份到的,周总理是11月份到的,1922年父亲只有18岁,在他们旅法的那些人里面,是个小弟弟。
据父亲讲,他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跟周总理住在一起,朝夕相处,吃得很坏,白水、面包,大家又挤在一起。但是,革命劲头、革命热情非常高,这是一批年轻人。我父亲很怀念那一段历程。比如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习惯,父亲爱看足球,周总理也爱看足球;父亲爱吃牛角面包,周总理也喜欢吃,其实那在法国是很普通的食品,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东西了。1924年9月,周恩来回国。
我妹妹曾经问过我父亲,在法国的时候和你关系最密切的是谁?父亲想过以后说:“还是总理。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很长。”
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我父亲和周总理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朝夕相处。他们在一块共同生活,共同战斗。他们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住在一起,周总理和邓妈妈住楼上,父亲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和张锡媛妈妈住在楼下。
父亲和张锡媛妈妈是在1928年4月结婚的,在婚礼上,周总理,邓妈妈,还有其他人都参加了。当时正是白色恐怖,国民党对中共中央也是下力气来破坏,非常艰难。
两家经常走动
1952年父亲调到北京当副总理,直到“运动”,父亲一直是作为副总理协助周总理工作。有时候周总理出国,父亲作为代总理来接替他的工作。这段时间大概十几年。父亲一直都是非常尊重周总理的,他对我父亲我觉得也是另眼看待的。特别是后来父亲做了总书记,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时候,中央一摊工作,国务院一摊工作,他们俩互相信任,也互相理解,处理问题时互相都有一个默契。我父亲处理事情比较果断,他是小事不管,大事他抓一抓。周恩来主持外事,外事无小事,处理得非常细致,两人合作得非常好。
小时候家长还让我们管邓妈妈叫姑妈,因为她也姓邓,但是后来没叫起来。有时候周总理到我们家里来,当然更多的是父亲到总理那儿去。我现在也喜欢看足球,就是受老人家的影响,他那时候经常去看足球,也带着我去,有时候带着其他孩子去。那时候周总理也去看足球。有时候他们在一起散步,有时候礼拜天一块儿到野外去,比如说到十三陵去,去郊游,吃野餐,周总理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他都会很亲热,有时候问我们:“你们家谁管钱啊?”我们说是我妹邓楠管。他就会对邓楠说:“啊!你也是总理啦!你的官儿跟我一样大呀!”他跟我们家的毛毛说:“你是你们家的外交部长!”还问我的弟弟飞飞叫什么名字?听说我弟弟叫“飞飞”,就说:“噢!那你跟我同名啦!”我们才知道周总理曾经有一个用过的笔名叫“飞飞”。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周总理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
周总理对父亲的其他方面也很关心。有一次周总理到我们家去,直接走到屋子里,看到门口没有警卫,就说:“这怎么行啊,门口连个警卫都没有!”后来就在门口给加了一个哨。
“运动”中鼎力相助
1966年,父亲被打倒了,很多老干部被揪斗,周总理都按毛主席的意思予以保护。当时那个环境非常艰难。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父亲听了传达,他立刻给中央写了信。1972年1月,陈毅伯伯逝世,谁也没想到毛主席出席了这个追悼会。
毛主席决定恢复我父亲的工作,作为周总理来说,他根据毛主席的决策来办事,这个事情他不能多说,但是必要做的该做的他都做。当时周总理处境非常艰难。1972年6月,他批了一个文件,恢复我父亲的工资待遇,同时也批准我到北京来治病。8月,父亲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说:邓小平虽然犯了很多错误,错误很严重,但是第一个呢,不是叛徒;第二个是在苏区时,是“毛派”头子,第三个是协助刘伯承打仗有功,第四个是解放以后也不是没做一件好事。周总理得到这个指示以后立刻向政治局传达,并且作为文件来传阅。10月,父亲就已经开始活动了,先后到韶山、井冈山参观,还参观了红都机械厂,江西其他地方,一直到年底。周总理给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先谈谭震林的事情,让他回北京,后来又谈关于邓小平的事情,毛主席已经提过多次,请他们议个办法出来。12月底,纪登奎、汪东兴正式提出建议,要我父亲恢复副总理的工作。
1973年2月,我父亲得到通知回到北京。这年年初,周总理的病复发,这时候本应该很好治疗,但是,他从1973年2月底到3月初,连续开会,讨论父亲复出问题,连续很多天开会,反复商量。直到3月9日,大概讨论完了,他才向政治局讲明他的病情,请假去治疗。同一天,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批准了,3月10日,关于邓小平复出的中央文件正式发出。这是周总理为父亲的复出在病中坚持工作的情况。
3月28日,我父亲和李先念一块儿见周总理。警卫跟我讲,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是坐在最边上的靠背椅(不是沙发)上等着,我父亲进来后,周总理立刻站起来,走到我父亲那儿,叫一声“小平同志”,两个人握手,然后才进屋谈话,当时他和李先念一块儿和我父亲谈话。第二天就和我父亲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我父亲3月29日见到毛主席。当天晚上,周总理就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安排我父亲工作的问题。这段时间,周总理都在病中,都在治疗之中。
4月12日,我父亲第一次露面,是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据有关材料讲,周总理那时候也是刚做完治疗就赶到城里来参加这个宴会的,邓小平出面了,露面了,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周总理专门把父亲让到前面,给大家介绍,给西哈努克亲王介绍。
周总理是一直希望我父亲能够接替他,特别是他患重病的时候,一个是他对我父亲的了解,他对我父亲当然是非常了解的了,这对他来说,我想这是他的心愿,也是他这几年一直在努力地做的事情。但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一个是他的病情不断加重,一个是外界的压力不断加大。
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是我父亲复出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周总理在会议专门还讲了一段,对邓小平的复出,绝大多数人都是满意的,他特别强调这一点。
1974年3月,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无论如何应该休息,但是这个时候他恰恰不能休息。4月,毛主席提出,让我父亲参加联大会议。我父亲出国的事情定下来后,周总理就开始安排我父亲的行程,他顾不上自己病重,从飞机的航线,是飞东线还是飞西线,民航怎么试航,出主意。他提出如果民航没飞过的话,是不是请法航帮帮忙。另外,对父亲的欢送仪式,他也做了精心安排,向毛主席请示,是不是要隆重些,以示我们郑重其事地出去。他还交代,要铺上红地毯,以最高的礼仪规格来欢送我父亲出席联合国大会。在整个欢送过程中,周总理又打起精神,始终鼓掌。我父亲在国外的时候,周总理就一直坚持着不治病。4月19日,父亲从联大胜利回来,总理又到机场迎接。4月20日,周总理才召见医疗组的成员,谈他的病,紧跟着又是检查、治疗。到了5月30日总理就住院。6月1日,当天施行了一次大手术。
1975年1月中旬,四届人大开幕了。
周总理在这个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提四个现代化。
此后,我父亲先后提出“整顿军队”“整顿铁路”“整顿钢铁”“整顿国防工作”,反对派性,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听家里人讲,父亲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始终在连轴转地工作,以那种无私无畏的精神,为了挽救这么样危险的局面,日以继夜地工作。
周总理始终支持父亲。重大的事情我父亲也都找周总理商量。我看到一个记录,我父亲几乎每周都要到医院那儿,和他单独谈话,谈工作,或是半个小时,或者是几十分钟。
9月20日,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要做第四次大手术。在用车推他进手术室之前,他喊了声“小平同志!”叫我父亲过来,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他用很大的声音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这是他要让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够听见他的话。总理认为他马上要去世了,他在用最后的力量来支持我父亲的工作,有人说这是最后的一搏。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我父亲忍着巨大的悲痛,为周总理致了悼词。本来周总理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我父亲讲:这个人民不答应。我想由我父亲致悼词,如果周总理在天有灵,他是欣慰的,如果让周总理选择,他一定会选择我父亲。我父亲也愿意为他做。
要说我父亲和总理的关系,从中国现代史上找,有多少人能够这样密切?这么长的时间?他们的性格、作风都不同,但又那么心心相印几十年,半个世纪多,生死与共,风雨同舟。都说人生难得有知己,父亲和总理才真正是知己。
——摘选自邓在军主编《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 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邓朴方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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