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杨开慧和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在长沙合影

1949年，距离毛泽东自1927年离开家乡湖南湘潭已有22年之久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十分惦念家乡的父老乡亲及革命老区情况，他想让儿子毛岸英代表他还乡看望乡亲、了解情况。

当时，湖南刚解放不久，社会治安尚未稳定，国民党残余及地方反动势力并未完全消灭，毛岸英此行具有一定风险。为了保证毛岸英的安全，此行必须十分慎重，行前也必须制定慎密的计划及安全保卫措施。于是，具体负责毛岸英还乡安全工作的汪东兴、叶子龙与李银桥，精细制定了以下几条措施：

一、此行严格保密，必须保证安全，要有可行的措施。这项工作，由中央警卫局与湖南省委负责，并委托新湖南报社承担具体工作。

二、毛岸英从小离开湖南湘潭，已听不懂家乡话，同行工作人员必须是对湘潭地区的地理环境及交通道路等情况比较熟悉的湘潭人。

三、与毛岸英同行的工作人员，必须是政治上可靠、可以信任的人。

四、同行者必须是具有摄影技术及文字记录能力的人。

五、同行的工作人员不得将毛岸英返乡的情况及内容泄露外传，完成工作后不得保留影像、文字记录等资料。

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中南海晤谈

新中国成立后，因历史的情缘，毛泽东经常邀请梁漱溟到中南海晤谈。在儿子毛岸英准备还乡期间，毛泽东再次邀请梁漱溟来到中南海他的住所，询问：“湘潭梁姓还有人在否？”

毛泽东询问湘潭梁姓是有历史因由的。

对湘潭梁姓家族，毛泽东十分了解，且曾经过从甚密。在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湘潭梁姓家族在中国早期民族工业领域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曾执掌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矿业公司——华昌炼矿公司，拥有职工达一万多人，在当时的湖南社会上有“梁家五兄弟”之称。对此，早在1938年梁漱溟初访延安时，毛泽东第一次与其晤谈，就曾问及其与湘潭梁姓家族有何关系。梁漱溟回答说是同族，“梁家五兄弟”即焕奎（壁元）、焕章（端甫）、焕彝（鼎甫）、焕均（和甫）、焕廷（硕甫），而梁漱溟原名“梁焕鼎”，其在《民国日报》当记者时才改名“梁漱溟”。“梁家五兄弟”中的梁焕奎，早年供职湖南学务处时就与杨怀中（昌济）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曾保荐杨与其一同赴日留学，并在经济上资助杨完成学业，两人亦师亦友，梁焕奎的弟弟梁焕均后来又是杨怀中的学生，且情同父子。由于家族的关系，当杨怀中留日学业有成，回国后任教北京大学时，梁漱溟也于1917年来到北京大学任教，两人遂成为交往密切的同事。当时，梁漱溟经常到位于鼓楼豆腐池胡同的杨怀中家访谈，每次为其开门的正是毛泽东，二人就此相识。

1919年2月，毛泽东在湖南发起“驱张运动”（张敬尧），梁家兄弟以其社会地位及影口向，发动政界、工商界及学界，不仅对其给予道义与舆论上的声援支持，还资助毛泽东率领请愿团进京请愿，直至当年6月张敬尧被迫逃离湖南，“驱张运动”取得完全胜利。

1921年春，当毛泽东与杨怀中之女杨开慧喜结连理时，收到杨怀申请柬的梁家兄弟前往祝贺。不久，杨怀中因病不治而辞世，梁漱溟与梁家兄弟及友人又出资相助，使家境窘迫的杨家得以安葬故人，当时操办杨怀中丧事的正是毛泽东。

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后，先后生育了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三个儿子，并启发教导杨开慧参加革命成为共产党人。不幸的是，杨开慧于1924年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后，梁家兄弟曾为此设法营救而未果，如今因当事人都已过世，具体情况则无从查考。

后来，由于连年征战，梁家的华昌炼矿公司遭受极大破坏，后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倒闭，梁氏家族便先后迁出湖南，甚至有些人远走海外。

由上述情况，就不难明白毛泽东在延安与梁漱溟第一次晤谈时为何要询问梁家了。

到了1950年，当毛泽东再次邀请梁漱溟到中南海晤谈并问及湘潭梁家时，梁漱溟曾这样回答说：“湖南长沙还有梁焕廷的女儿梁培荫等家人，梁培荫已经结婚成家，其夫杜业可也是湖南长沙人，现供职在长沙湖南音乐学院，任系主任，是1937年燕京大学的毕业生，曾留学美国的俄亥俄大学，专业是摄影与音乐，获硕士学位。”对此，毛泽东认为杜业可完全符合陪同毛岸英返乡的人选条件。于是，有关部门将杜的情况上报中央警卫局和毛泽东批准后，组织上又在保密的情况下，将杜业可调任新湖南报社特约记者，但是他本人并不知晓为何调动工作，直到时任该社社长兼党委书记的李锐和湖南省保卫部门找他谈话并交代工作任务时才明白。

至今不曾解密的返乡之谜

1950年9月6日，在所有计划及安全措施全部落实后，毛岸英一行秘密地踏上了返乡之路。

在湘潭这块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上，毛岸英走访了许多革命老区，南自赵家坝-上白马塘，北至月塘湾、长沙市，东起莲花，西到南田坪，这里不仅有上万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过生命，这里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刘少奇与彭德怀的故乡。在韶山，毛岸英祭拜了毛氏祠堂，寻找了祖父母的安息地，还走访看望了许多革命遗址及老农会会员，并代表父亲毛泽东向烈士家属表达了亲切慰问。在看望毛泽东第一任妻子的父亲罗石泉时，毛岸英特意带去了500元钱及其他物品，并聆听了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回忆革命年代与毛泽东共同战斗的日子。后来，李淑一在毛岸英回京后不久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她对毛泽东关怀之情的感谢，以及对为革命而牺牲的柳直荀、杨开慧的思念之情，毛泽东也以《蝶恋花·答李淑一》作为复函。在家乡韶山期间，最触动毛岸英内心情感的，就是寻找母亲杨开慧当年生活、工作和牺牲的遗址、遗迹，特别是母亲遗体的下落。当年，母亲杨开慧被捕时的生离死别，以及他和两个幼小弟弟撕心裂肺的哭喊，都给毛岸英心中留下了深深的悲怆。

▲杜业可、梁培荫夫妇与女儿们胸配毛主席像章合影

在返乡的约一个月间，毛岸英在与亲属及父老乡亲们的访谈中，亲身感受到他们对革命征程及父亲毛泽东的思念和祝福之情，这让他常常眼含泪水。随行的工作人员则拍摄了500多张革命老区的乡亲及遗址、遗迹照片，记录了50多位革命老人的回忆文字。其中，部分照片交由杜业可留在《新湖南报》进行技术处理、洗印和放大后，连同整理完成的文字资料等，一并由组织送到北京，存入了中央档案馆。毛岸英回京后，曾给杜业可写了一封信，对陪同他返乡的工作表示感谢。1953年，杜业可奉调北京工作，而毛岸英却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

如今，毛岸英代父回乡的往事已经过去了60多年，当事人多已逝去，即便他们生前也很少谈及此事，也许当时的“保密约定”还未解除。故此，要想全面、细致、具体地了解毛岸英代父回乡的历史原貌，还需等待被封存的相关档案解密之时。

（作者系杜业可、梁培荫夫妇之婿）

——摘自《纵横》2013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