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生 李思文
因为保罗·柯艾略的新小说,大众的个体记忆在纸张中活了下来。三年前,这位坐拥4000万网络社交媒体粉丝的当红巴西作家,在他的官方网站和社交页面邀请粉丝们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线索。众多网民在虚拟身份的掩护下,自愿吐露隐秘的心事。而保罗就像“捕鱼达人”游戏里获得“激光释放”技能的渔夫,在庞大的鱼群面前有的放矢,一一抓取他需要的“大鱼”。“背叛”这个话题,就是他意外捕获的“金鲨”。近日,这本名为《背叛》 的小说中文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此前该书登上了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多国畅销榜。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随着社交网络对沟通方式的变革,写作似乎不再是一件孤独的事,《背叛》这本小说就更像是群体智慧的涌现。作为在社交媒体上拥有最多粉丝的作家之一,保罗保持着与粉丝互动的习惯。最初,他只想写一个“贴近生活、引人关注”的故事,但对题材的拿捏举棋不定。直到某天,他收到一封倾诉内心低落感的简讯,方才决定关注“抑郁症”这种较常见的社会疾病。2013年11月,他在个人网站上发布公开信,向读者和粉丝们征集关于抑郁的见闻和私人经历,他说:“我不会透露你们的名字,请把你的故事和想法写下来,发到我的邮箱。”
反馈是积极而高效的。一天之内,保罗便收到1000多条回复。除了临床表现,留言里许多人对他说:“我很抑郁,因为有人背叛了我。”于是他意识到,抑郁问题的核心似乎不是生理疾病,而是“被自己深爱的人背叛”这一触发因素。因为背叛的发生,许多人经历分手、离婚、后悔的过程,感到生活失去了意义。保罗意识到,真正该写的主题应该是“背叛”。就“背叛”这一话题,他再次与读者互动。
巨大的信息量像主动洄游的海洋鱼群,聪明的保罗把船开到了水深处。正是因为粉丝们的互动回帖,《背叛》 一点点成型了。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关于欲望、失范和救赎的故事。小说的主角———一个做着颇有分量的工作、堪称完美的富豪丈夫和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儿子的日内瓦女记者,因为“生活中没有一点风险”,而产生了消沉之心。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道:“一个春天的凌晨,我在一股隐隐的忧虑中醒来,再也无法入睡。夜晚的黑暗中,各种恐惧扑面而来,生命、死亡、爱情,还有爱情的枯萎……饭菜可口的日式餐厅,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好像某一个电影场景,无论我是否愿意,都不能够参与其中,只能呆呆地看着。”
主人公对美满却庸常的生活产生怨怼,很快,这份怨怼又变成漠然,最后引发了婚内出轨。这本小说里,“抑郁”这一
行为是作为引子的情绪,而“背叛”则成了应对空虚和乏味生活的应激反应,在背叛的过程中,“抑郁”愈发严重。
互联网“交互文学”进行时
保罗·柯艾略最初拟定的“抑郁”视点在读者的形塑下,转向为“背叛”,这就使小说本身成为了多个角色共同书写的结果。社交网络不仅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方式,也改变了文化生产的形态。传统文学创作是一个由作家进行议程设置的孤立系统,故事单向地由作者流向读者。而新媒体环境下,文学创作正在成为由作者、读者、媒介共同建构的开放系统。每个人都成为了创作主体,庞大的网络群体碰撞,从中涌现出令人惊异的创造性。
无独有偶,美国小说家伊丽莎白·吉尔伯特 《大魔力:超越恐惧的创造性生活》 一书的创作灵感同样来源于广大社交媒体粉丝。吉尔伯特告诉 《赫芬顿邮报》:“当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写给我的读者,因为我对他们知根知底。对于我来说,社交媒体消解了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界限,取而代之的则是真正的亲密关系。”保罗·柯艾略也说:“我更看重读者,读者比‘知识分子’更有眼力。”
然而,在网络空间的“瞬时文化”中摘取信息进行文学创作也在遭遇质疑。
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说:“我怀疑那些工作地点有互联网的作家能否写出优秀作品。”他认为,作家因此丧失了孤独写作、长久专注的能力,转而依赖短小的、碎片的、世俗的信息。这就引发了“交互文学”会走向泛娱乐、解构严肃和低级趣味的争议。对此,保罗表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严肃作家。这个严肃的意义是说我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精心。我不认为写得晦涩让人读不懂就是严肃作家。我做的是让自己的想法与更多的人共享,越多越好……我相信在未来书籍出版业将彻底改头换面,我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眼下,越来越多的作家离开象牙塔,凭借巨大的粉丝量、高度的用户粘性和活跃度,和读者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中国作家马伯庸的微博上有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民间美食典故,跨度从上古直到民国,俨然一部中国民间美食传奇。虽然荒诞,但充满想象力,别有一番妙趣。而这些故事其实归功于马伯庸的粉丝们。“他们总爱随手把不靠谱美食故事给我,我就把它们整理起来。”马伯庸说。
对于活跃于社交网络的作家而言,交互叙事的表现方式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转型。毕竟,纵使有1001夜的故事可说,作家也永远需要那第1002个念头。日常生活时常乏善可陈,而社交群体中则时不时冒出奇思妙想,它们或许会让我们的严肃作家在新的时代放下许多负荷,不管是体力的还是脑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