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挥斥方遒的同学少年，从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者和践行者，在灿烂的年华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他们之中出现了新中国的总理、共和国的元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核物理科学家、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他们将所学奉献给国家，成为引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从1919年3月到1921年1月，共有20批计1800多名中国学生留法勤工俭学，他们中最小的出发时年仅12岁。这些少年、青年大多出身贫寒，许多人在他乡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人生信仰，他们中活跃者如蔡和森、赵世炎等，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中坚力量。

他们注定将融入一种“群体的生活”，在时间的浪奔浪流中改变历史的航标

1918年6月25日，一叶小舟载着蔡和森离开岳麓山下，船过洞庭湖，遇风雨大作，23岁的他在船舱里即兴写下一首《少年行》：

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

蔡和森从长沙往北京去，因为老师杨昌济告诉他，李石曾、蔡元培在全国发动赴法国勤工俭学运动，这是一项针对贫寒家庭知识青年的留学运动，在河北保定育德中学和蠡县布里村，以及北京南郊的长辛店，都已经办起留法预备学校，接受中等学校毕业后没有办法升学的少年和青年。蔡和森在北京见过李石曾后，写信告知同窗好友毛泽东，希望他发动湖南有志求学的学生到北京去。

这年8月19日，毛泽东带着24个学友风尘仆仆来到北京。其中有时年18的李富春，5年后，这个小伙子将在巴黎和蔡和森的妹妹蔡畅结为伴侣，他们因陋就简地在一个半地下的咖啡馆办婚礼，证婚人是19岁的四川少年邓小平。

《留法岁月》从文献中钩沉细节时，尝试着勾勒出昔日同学少年的“社交网络”，看似是偶然的命运之力让他们各自奋斗、求索的轨迹发生交集，其实，是出于改造国家和国民的炙热信念，出于对同伴的友爱和扶助，他们注定将融入一种“群体的生活”，在时间的浪奔浪流中改变历史的航标。

开国空军少将唐铎在多年以后仍然记得他在14岁那年到河北保定，火车靠站，车门打开，站台上迎接他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他在回忆录里提及：“和森同志穿着粗布衣裳，头发很长，像是好久没有理过发了。”毛泽东负责把学生一批批地送出湖南，蔡和森往来于北京和保定，照顾留法预备学校少年们的学习和生活。预备学校经费紧张，条件艰苦，入冬后取暖设备和被褥都不够，三个男生挤在两床被子里过冬是常态。来的都是寒门子弟，公费名额又极少，为了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蔡和森不得不各处化缘。1919年除夕，蔡和森在风雪中孤身去往北京，他和毛泽东分头奔波于北京、上海和老家湖南，为筹集众人的留学费用四处辗转。

这是一群家境清寒又渴望深造的年轻人，他们从“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工读生活中，萌生了改造一个更有公平、公义社会的朴素理想。然而，捏着一张船票奔向远方的游子们，何曾预见到自己踏上的是一条何其险峻的“家国路”。

“地下电车经过塞纳河的时候，都是走河底，只有一段是走河的上空，我们经过这里的时候，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是孙悟空翻筋斗，一下由水晶宫翻到南天门。”这是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里的一段文字。而初到新世界的新奇和浪漫很快被现实的苦厄击打。

“做苦工的，每日可得20法郎；做机械工的，每日可得十几以至二三十法郎。除伙食外，每日可剩十一二法郎，一年可余4000法郎，也是很有钱了。”蔡和森到巴黎三个月后写下这封家书，很快成为破灭的幻想。24岁的王若飞到了里昂，进入圣厦门钢铁厂做翻砂工，他在日记里写下：“统计每天做工8小时，读书5小时，睡眠7小时，其实认真研究学问的时间并不多。”16岁的邓小平在巴约中学只就读了五个月，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并从此再也没有进过任何一所法国学校。他进入施耐德工厂做轧钢工，每天的收入是6.6法郎。

更糟的境况还在后头。法国陷入战后经济危机，1921年的失业人口激增到53万，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逐渐陷入“没工做”“没书读”的窘困中。每天5法郎补助，难以维持起码的温饱，吃最便宜的豆饼、土豆，因为没钱买烧油炉的汽油，土豆都烧得半生不熟。1921年开春以后，不断有学生死于营养不良。雪上加霜的是因为经费中断，华法教育会宣布从这年3月起不再发放每天的补助费，上千名家境贫寒的青年，成了被抛弃在异国他乡的孤儿。

至关重要的决定往往是在至暗时刻作出的。留法学生们向北洋政府“争求学权利、生存权利”的抗议失败了，他们面对北洋政府的冷漠背弃，品尝过资本主义工厂里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与之严重不匹配的劳动回报，亲眼目睹了伙伴们的惨死，他们开始明白，“工读互助”“在工作中改变自己、改变命运、改变世界”是过于天真的幻想。蔡和森问道于马克思著作，赵世炎和李立三从法国工人运动中得到启发，这些年轻人殊途同归地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意志——个体无法依靠他人的救济走出困境，唯有组织起来，自己救自己。

乘槎于海，是为了一朝回归故土，打破旧世界的牢笼——这是一群赤子和家国之间最牢固的精神牵绊

《留法岁月》远赴法国与比利时各地的遗迹、纪念馆和研究机构，在档案和文献中爬梳旅法勤工俭学青年们的生活细节，在一幅逐渐完整的拼图上，清晰的是一群怀抱理想主义的赤子们和万里之外的家国之间牢固的精神牵绊。他们乘槎于海，是为了一朝回归故土，知行合一地打破旧世界的牢笼。

蒙达尔纪是距离巴黎4小时火车车程的一座小城，总人口不到2万，在1920年代，从巴黎到这里需要坐10小时马车。1920年2月，蔡和森来到这座小城，他既没有遵从分配地进男子公学上课，也没有去做工。虽然他在一封家书里算过经济账，如果勤工存钱，一年的乐观积蓄或能有4000法郎，“也是很有钱了”。但这位在1918-1919年间长时间负责照顾留法预备学校少年们的“大哥”，到法国去并不是为了以勤工俭学的方式改善个人经济状况。他在给毛泽东的信里写道：“润之兄，我到法近五月，每日生活全在公园空旷中。”蔡和森把时间用于自学法语，25岁的他已经开始形而上层面的自觉思考，探寻有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可以改造当时的中国。他每天在小城中心的公园里，买一份报纸，仅凭一本法语汉语字典，从一开始只能读懂几个句子，仅仅四个月，他就能顺利阅读整张报纸，基本掌握了法语的听说读。他通过翻阅《共产党月刊》，了解欧洲各国社会运动的最新消息。半年后，他从法文版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的重要章节。

这是惊人的巧合。湖湘子弟蔡和森在巴黎周边小城苦读法文、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在同一时间，浙江才子陈望道在家乡义乌，根据日文版并参考英文版，译出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1920年初夏，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的译稿交给陈独秀出版。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出版时，在蒙达尔纪的蔡和森把摘译的《共产党宣言》，一段一段写在纸片上，贴满教室号召中国学子们阅读。

这年5月，毛泽东又一次在上海送走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子。同伴们出发前，毛泽东和湖南新民学会的会员在半淞园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把“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初衷，上升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第二天，萧三登上赴法邮轮，他将把“半淞园决议”交给蔡和森。7月，蔡和森召集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他们在激烈的辩论后达成共识：要成立一个正式的、主义明确、方法得当的政党。8月，他给毛泽东去信，明确表明要成立共产党。一个月后他再次写信强调：“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远隔欧亚大陆的中法两道轨迹又一次交汇在同一个时间点——1920年8月，国内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成立。

“偌大的世界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是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清华学生喊出的一句口号。1921年许多留法学生面临的煎熬，也是这样。

位于里昂的中法大学是近代中国在唯一在海外建立的大学机构，这所学校是蔡元培和李石曾经多年努力，募集国内捐款，合并法国政府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余额，在里昂创办的大学。他们看到勤工俭学的年轻人分外艰难，筹建中法大学的初衷是为这些勤奋刻苦有上进心的学生创造稳定的学习环境。然而在1921年9月，学生们终于盼到里昂中法大学正式开学时，迫于国内北洋政府压力的校方，决定把已经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的学生拒之门外，而在北京、广州和上海新设招生考试。继失去北洋政府的微薄生活补助后，又被驱逐于校园门外，穷途末路的学生们推举了蔡和森、赵世炎和陈毅带领125名勤工俭学代表，和校方谈判，争取入学权益。结果这是一场没有开始就被扼杀的谈判。代表们被软禁、监视，20天后，法国警方以“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扰乱治安”为由，把100多位勤工俭学生遣送回国。

这些年轻人踌躇满志地离开上海，暗暗地踏上归途，短短的一两年间，他们经历失学、苦役、贫穷、饥饿，甚至死亡，接连而至的磨难是很多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船近上海，临上岸时，蔡和森对同伴说：“咱这些人，也可以说是一百零八将，我们要闹出个赤色的新鲜世界。”他们没有因为挣扎于底层而消沉，反而牢牢缔结了无产者之间的友爱和互助，他们因自己的不幸，悲悯于更多弱者的不幸，而奋起欲改变这世界不公正的结构，从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者和践行者，在灿烂的年华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21年底，蔡和森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他在上海主编《向导》杂志，被誉为“四万万同胞思想的向导”。李立三回到湖南，在1922年9月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与此同时，1922年6月，逃脱了法国警方监视、幸免于被遣送回国的赵世炎，在法国北方流亡8个月后，回到巴黎，和周恩来、李维汉等18名志同道合的伙伴，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4月，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离开法国，奔赴苏联。1924年，赵世炎回国协助李大钊工作，成为北方工人运动领袖，陈延年在广州发动省港大罢工。

这些挥斥方遒的同学少年，为了他们的信仰，燃烧了他们的青春，直至交付他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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