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君：这盛世如你所愿！

《1921》以时代“横截面”视角切入，聚焦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故事，重现了百年前波澜壮阔、开天辟地的历史时刻。青年演员王仁君再度出演毛泽东，这次他所面临的全新挑战是，如何诠释银幕上相对鲜见的青年毛泽东形象。

“观众对毛主席都不会感到陌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毛主席，当我塑造角色、完成作品后，面临的是每一个观众对‘他’的审视，评判标准自然是非常严苛的。”王仁君感到，饰演毛主席兴奋在于此，压力也在于此。导演鼓励他放下包袱，不用刻意去表演，回归到演员创作人物的基本规律上去，将真情实感注入角色。“让角色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真实生动就好。”

以清澈眼神展现朝气蓬勃的状态，演出“心中有信仰，眼里有光芒”的精气神儿

参与建党的“一大代表”们，平均年龄是不超过28岁的青年，因此剧组邀请富有朝气和活力的青年演员，诠释革命先辈“心中有信仰，眼里有光芒”的精气神儿，展现浑然天成的少年感。1983年生的王仁君今年37岁。2018年，他在电影《古田军号》里首次扮演毛泽东，而后又出演电影《1921》、电视剧《中流击水》，与一代伟人的角色结下不解之缘。

对于《1921》中的青年毛泽东形象，王仁君这个有着15年党龄的“老党员”怀有特殊感情。“当年，一批年轻人从五湖四海来到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王仁君说，“把当年那批年轻人的拼搏精神、首创精神、奉献精神传递给当下的观众，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如何在不同的影视作品中演绎出层次差异，王仁君和导演做了充分研究。《1921》里的毛泽东正青春，他就赋予角色阳光气息，以清澈眼神展现朝气蓬勃的状态；《古田军号》里的毛泽东已36岁，经历过严酷的革命斗争，他就赋予角色睿智机敏、坚如磐石的性格特征。无论是热血青春还是智慧深沉，王仁君希望能通过有层次感、成长感的伟人角色，打动更多观众，让年轻人重温峥嵘岁月。

他还跟随导演组探访红色地标，阅读了大量资料，重点细看从1893年到1922年之间毛泽东的故事和成长，真正进入毛泽东二十七八岁时的青年状态。“看了很多资料，听了很多的讲座，尽可能多地去了解他的兴趣爱好和成长经历，还有当时的社会背景。”

为了表现出青年毛泽东的意气风发，甚至连说话的节奏和语调都经过反复推敲

扮演毛泽东，兴奋和压力同在。王仁君走进历史深处，发现了许多不为人所熟知的生活细节：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对犁地、染布等农活儿十分熟稔；他爱看报，但首先读的不一定是重大时政，而可能是广告版面……伟人形象在心里渐渐鲜活，王仁君越来越投入，与导演深入探讨，不断梳理创作视角。待到开拍时，他已经忽略了灯光和录音，进入到角色的思想和情感世界中。

为了在《1921》中表现出青年毛泽东的意气风发，王仁君在表演中加入了很多生活化细节，甚至连说话的节奏和语调等都经过了反复推敲。湖南人语速快且音调往上走，与山东人王仁君的习惯差别较大。平日里，王仁君语速和步子慢条斯理，是一个“慢性子”，而毛泽东走路时步子很大，还能在嘈杂的环境里一心多用。“毛主席在回忆录里说，他能一边写字一边与人交谈，这些都需要自己在演绎时揣摩好、调整好。”

王仁君特别提及电影中有一组奔跑的蒙太奇镜头，寓意着毛泽东坚定信仰的历程。“正式开拍前，黄建新导演就叮嘱我‘练跑步’，因为剧中毛主席有一段奔跑中的重头戏。”于是，晨跑、夜跑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为了一场戏，导演连着“罚”他跑了好几天的步，直到抓拍到最满意的镜头为止。

《1921》还展现了毛泽东初到上海时在洗衣房打工，试验“工读互助”的历史。王仁君扮演的青年毛泽东背着从客户家中取来的一大包衣服，乘上电车赶回洗衣房……虽然衣着朴素，但他大步流星，英姿飒爽，对待前路，眼神坚定有光，一个心怀理想探索救国之路的热血青年形象跃然银幕之上。“原来主旋律作品也可以拍得这么热血、这么燃，为我的艺术创作开了一扇窗。”王仁君说。

黄轩：为信仰燃烧　这就是青春的答案

在电影《1921》中，黄轩饰演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对于这个在党史上极为重要，却又称不上家喻户晓的角色，黄轩觉得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片中，身为湖南人的李达因为长期伏案导致的胃病，饭桌上一个辣菜都没有；他在与张国焘因为意见相左而争论时，两眼“瞪得像铜铃”，寸步不让……这些都是主创人员翻阅了各种点点滴滴的资料，通过种种细节所呈现出的人物性格。那么对于自己在《1921》中的表演，黄轩自己又有哪些看法呢？

文汇报：如果让你选择自己在《1921》中的“名场面”或者高光时刻，会是哪几个场景？

黄轩：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场戏是，李达通宵拟完党章之后，他兴奋地看到了太阳升起，看到街道上的小贩开始叫卖早餐，隔壁的小女孩也趴在窗口看着太阳出来。看着这样生机勃勃的场景，李达兴奋地冲到天台上呐喊。这场戏没有具体的含义，但这种理想化的、写意的、象征性的场景，还是挺棒的，这也是导演和我们讨论之后加出来的。

还有最打动我的，是一场天台的戏。李达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商谈进行得很不顺利，非常郁闷和无奈。他和身边的王会悟说起以前抵制日货的时候，他冲在第一个，却发现连手里的火柴都是日本造，“偌大一个中国，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这场戏演着演着，我们两个都落泪了。

文汇报：在《1921》拍摄时，有没有哪些场面是你和其他演员相互碰撞出火花后产生的即兴表演？

黄轩：有，前面那段在天台的戏，剧本其实没有写得很详细，只是写了一段台词，大概意思是李达上天台和王会悟说了一段话，但没有标注情绪应该是怎样的，是要激动还是落泪。演出的时候大家都很相信当时的那个状态，我演着演着自己就感动了，觉得当时我们国家那个样子，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我回头一看倪妮已经泪流满面。我想舒缓一下情绪，就说给她唱首歌吧，于是我就哼唱了《国际歌》，因为《国际歌》象征着力量和希望。唱着唱着我们就抱在了一起，说“会好的会好的”。整个过程完全是即兴的，导演也没有喊停，演完之后很多人都很感动，也和我们一样泪流满面。

文汇报：拍摄完成看成片的时候，有哪些场景是让你的情绪产生波澜甚至落泪的？

黄轩：挺多场面都让我觉得挺激动的。比如说一开始工人大罢工时工人被殴打，那个场面就让我非常难过、很愤慨。当我们这些代表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准备召开一大会议，大家一起热烈鼓掌的时候，我也是全身像通电一般。后来整个时光转换到了100年后的2021年，画面里一群小学生来参观一大会址的时候，也让我特别感慨，嗓子眼一直是紧的，感觉这100年党和国家真的不容易，我们要珍惜，并向这些先辈们致敬。

文汇报：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有哪些瞬间让你真切感受到了“理想”两个字？

黄轩：我觉得李达这个人物本身就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心中充满着迫切、充满着希望、充满着理想。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一直努力去感受他在那个年代下，对拯救中国，迫切地想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渴望。那种迫切感，今天很多人是无法感受的。在演完这部电影后，我真切地感受到现在的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是那一代人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作为演员，我们有一种使命感，就是去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所以我们作为“通道”去把他们还原出来、展现出来，让年轻人受到他们的感染，也知道我们国家这一路上走过来的历程，同时也看到那个时候他们的斗志、理想。

袁文康：拍完《1921》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演员袁文康与电影《1921》有着特殊的缘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巧合的是，7月23日同样是袁文康的生日。从小在上海长大的他，每一次去外婆家都会经过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在他看来，于建党百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参与一部建党题材影片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为了能更立体地诠释李汉俊这个角色，袁文康在进组前不仅阅读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和历史资料，还花费相当多的精力来练习日语、法语和英语。为了能更加贴近李汉俊的内心世界，他甚至在复兴坊租了一间房，用一个人的独处来培养角色身上的那种孤独感。

李汉俊的人生定格在37岁。他把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全部交付给了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事业，他为理想献身的场景，带给袁文康极大的震撼。“已经很久没有一部戏让我在杀青之后仍无法同角色分开。”在戏中与李汉俊先生相处百天，脱下戏服袁文康依然不舍。拍摄时沉浸在党史学习中的内心触动，让袁文康作出了一个郑重的决定——“拍完《1921》，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有责任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力量，把先辈的初心和使命带给更多的人。”

倪妮：出演王会悟是一次精神洗礼

王会悟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李达的妻子，她不仅是党的诞生的重要见证者，更是中共一大成功召开的幕后“会务总管”。电影《1921》正是从李达和王会悟的视角出发，展现革命之路的艰辛与壮阔。

作为王会悟的扮演者，演员倪妮在影片正式开拍前阅读、观看了大量关于王会悟的传记与影像资料。在她看来，王会悟因为接受了新思想的教育，因此有非常像现代独立女性的观点。她勇敢，坚定，乐观，有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事业，一直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而奔走，主导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宣扬妇女解放的进步刊物《妇女声》。难得的是，她还能照顾好家庭，和丈夫李达在生活上相互扶持，在革命道路上相互勉励。在倪妮看来，王会悟简直是一个“超人”，一个完美且了不起的女性。

在一次次向那段充满枪林弹雨的历史岁月、向百年前革命者的真实经历靠近的过程中，倪妮不止一次地向导演黄建新感叹自己的渺小，“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活得太幸福了。要演绎出战争年代、动乱年代中人物的心理挣扎，其实是有一些距离的。”演绎《1921》对她而言是一次精神洗礼，是向伟大的致敬，她希望自己塑造的“王会悟”能让观众领略到“女杰”的干练风采。

编辑：童薇菁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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