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学人访谈录】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科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钱永祥：

社会急速变动使价值和规范无法成型（之一）

本报记者 李纯一

◆从“小”动物讲“大”道理，还不是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论题，只有你来我往的交锋对质才能达成更深入的理解。钱永祥说，“道德就是普遍主义的思考方式。在现代社会，再没有比说理更重要的了。”  

讲演之前，钱永祥双手十指交叉向前，像是运动员的赛前热身，小小摩拳擦掌一番，打算与台下华东师范大学的听众们扺掌而谈，讨论“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是否有道德上的是非对错可言”。因为，从“小”动物讲“大”道理，还不是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论题，只有你来我往的交锋对质才能达成更深入的理解。因此他说，“道德就是普遍主义的思考方式。在现代社会，再没有比说理更重要的了。”

从高亢的青春之歌，到南港的知识分子，近年来孜孜矻矻于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论题、宣讲动物伦理，钱永祥依然“清晰而丰富”。他说自己也像以赛亚·伯林那样，相信文化多元，但不能接受价值相对论和文化相对论；他倡导减少痛苦，让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他特别希望每个社会都能把弱势群体也看成是一个社会完整的成员，让他们有充分发展的机会——社会资源怎样公平分配，不单单是出于道德的关怀，也基于现实的考虑，因为公平分配会带来社会的稳定。

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见证着西方道德秩序观的演进，背负的则是中文世界里的社会想象。

钱永祥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系，目前是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专长于黑格尔哲学、政治哲学和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著有多篇论文与学术书评，合集为《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译有韦伯《学术与政治》、与孟祥森合译彼得·辛格《动物解放》。对于自己主编的季刊《思想》，他笑称“它还活着”，现在已办至第19期，他希望这本杂志能够面向全球华人知识分子。他说自己这两三年来的枕边书是钱穆与牟宗三，儒者的风范“希望我也能做到”。

文汇报：我们还是从学界讨论比较多的启蒙运动谈起。启蒙运动被认为促成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您比较认同以赛亚·伯林的普遍主义和多元主义、一元论和多元论概念，它们是否也是启蒙运动所导致的不同理路？

钱永祥：在以赛亚·伯林看来，启蒙运动的最大缺点，就是导致了一元论。启蒙运动认为人类的理性只有一种运作方式，而这种运作方式可以保证我们找到最后的唯一真理，这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信念。所以，启蒙运动保障了一元，但是启蒙主义的一元主义又是普遍主义的，不相信在我们真正使用理性之后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照伯林的话来说，启蒙主义一元论的特色就在于：相信真理只有一个，我们知道怎样找到这个真理，找到它的方法也只有一个。这个一元具有普遍性。似乎中国人的理性和美国人的理性不会两样，用一种理性的路径就可以保障我们都能找到普遍的、也是唯一的真理。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把一元论和普遍主义并置在一起讲的，但是伯林却说自己是多元论者。他的多元论在思想传承上有着启蒙运动之外的源头，最主要的就是浪漫主义，这也是18世纪的重要思潮。伯林主张用多元论来对抗启蒙主义的一元论。可是，接下来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伯林自己也说，他又是一个普遍主义者。

文汇报：一个多元论者怎么可能同时主张普遍主义呢？

钱永祥：在读伯林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的立场——可以相信文化多元，但不能接受价值相对论和文化相对论。在我看来，价值相对论、文化相对论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不再知道什么是对和错了。事实上，很多文化价值虽然在历史上存在过、也有人相信，但后来我们知道它是有问题的。比如中国过去的一夫多妻制、女性裹小脚，是中国文化某一个历史时期的特色，但它们是错的，被废止了。对于文化价值，我们是得问一问对和错。所以我主张：要接受多元论，但在多元论之上，也要找到让我们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这样的标准不能内在于某一个特定文化或某一特定时代。

那么，我们去哪里寻找这样一个超越了特定文化、超越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标准呢？就我自己的研究感受而言，有两个可选的进路。其一，我相信人与人之间都有说理的义务。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个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但我不能仅仅说我自己的就是对的，我一定要寻找到理由来支持说我是对的，而这个理由不能是我自己的理由，而必须是别人能够接受的。所以，在多个价值观或文化之间，一定要有说理的过程，要相互说服对方。在说理的过程中，那个理由会逐渐变成普遍都能接受的。要通过提供理由来克服价值相对论和文化相对论。

其二，有一些基本价值，并不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中国人、男人，才为我们所接受，有些价值，我们知道对生命是不好的。消极地说，制造痛苦、制造伤害是不好的事情；积极地说，我们希望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文汇报：今天世界政治与社会的变动也促进人们对启蒙进行反思，您觉得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意义是否就是严复所说的区分“群己权界”，也就是划定个体和社会的界限？

钱永祥：这几年我的研究课题就是比较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方面，人一定要有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机会和能力。这是自由主义的基本想法，也就是从个人出发，把个人的选择和决定能力放在首位；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对于人的选择和决定能力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的产生，同社会和经济因素有关，马克思主义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看待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能把它们看成互不相容的主张。一个社会如果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诉求，只强调个人自由，那么，它可能会变成大多数人即使获得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也没有能力和条件去做自我选择了。

传统自由主义追求的是一个能够使个人获得最多自由空间的社会组织方式。对于这一传统，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个人自由不是一个空洞概念。我们今天对自由主义有误解，以为自由主义只强调个人选择，强调个人选择自己的偏好、欲望或利益。这是一种非常贫瘠的个人观。其实，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个人有自己的一套生命，有自己的来路，有自己对未来的展望，有理性能力，能说明自己的选择为什么是好的和对的，因为这个选择能使自己的生命更丰富。

在对个人的看法上，马克思主义要更为丰富。马克思特别是在他的早期，把个人看成具有潜能的生命，一个处在潜而未发状态的生命；个人能否把所有生命潜能都充分发挥出来，使自己发展成为一个圆满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条件。所以，马克思会那么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最大错误就是使个人没有机会创造自己，个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自我，都因为疏离的结果而异化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就是从这样的基本道德关怀出发的。

马克思有句名言，叫作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人从这里推导说，个人是虚构的，只有社会关系才是真实的。这样的推导不辩证。马克思也说过，人能够创造自己、社会和历史。如果人只是社会关系的产物，那还有什么创造可言？马克思的想法其实来自亚里士多德，即把生命看成发展的过程，其目的是要实现生命的所有潜能。

文汇报：传统的自由主义发展到当代，为了因应时代的发展，是否有了很大变化？

钱永祥：自由主义在现当代发展得越来越好，罗尔斯的学生们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以及另一位女哲学家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

这次我到华东师大来讲动物伦理学，一开始也是先讲效益主义和功利主义，然后讲权利论，这两种道德学说基本上反映了自由主义传统中密尔、边沁和康德的传统。后来我讲努斯鲍姆有关动物的看法。她说动物也是自然界的生命，但有可能被糟蹋了，因为动物园里的动物丧失了本性，动物只有在原野里才可能尽其本性。她说，人在看待动物时也应该考虑如何让动物尽其本性。而传统的效益主义、康德主义谈动物，只会谈到我们怎样满足它的需求，减少它的痛苦。这个对比很有意思。

今天我们来看人，自由主义不能再把个人只看成是满足欲望的人了，而是要把人看成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偏好。

刊《文汇报》2011.10.17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