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学人志趣相投，经济条件又在伯仲之间，根据“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他们会自觉地住在同一个弄堂、同一栋公寓大楼、同一幢花园洋房，或是相邻的几条马路。比如傅雷度过生命最后生涯的安定坊，那一带住过施蛰存、阿英这样的文化名人。类似的聚集地还有复兴西路、淮海坊、万宜坊、上方花园、武康大楼……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些区域的住房条件都比较好，像新式里弄与公寓别墅，算不上豪华，但是达到了中等层次，而学人都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和身份地位，自己可以承担租金，彼此也会相互介绍。”张伟举了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胡适，在中国公学时就住在爱尔近路（今闸北区安庆路）的庆祥里，他屡屡在文章中提到“我的庆祥老友”，还写过好几首诗，这说明在同一时期，志同道合的邻居不少，而且苏曼殊、陈去病也在庆祥里住过。一个是创造社的那批人，像郭沫若、郁达夫的早期根据地设在民厚里（现已拆除），徐志摩的日记中就有去民厚里拜访郭沫若的回忆描写。那个地方适合刚刚出道的年轻人，位置相对较偏，租金便宜，等到郭沫若名气大了、钱袋鼓了，就搬去了价格高、更舒适的住所。郁达夫也是这样，他后来在杭州亲自修筑了“风雨茅庐”。

旧时上海住宅的档次高低，与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系。最贵的房子在法租界，此处是成功人士的天下，比如知名画家、明星演员，他们的身影都活跃在思南路、淮海路；其次是公共租界，即合并后的美租界与英租界，鲁迅、茅盾住在山阴路的大陆新村，独门进出，两人的经济状况可见一斑；然后是华界，像闸北区、杨浦区、南市区，初出茅庐、有远大抱负但是碍于没钱的学人一般都从那里起步，住宿条件要优于厂里的工人，但是没办法与成名的前辈们相提并论。

由此观之，学人选房子，受到人际交往、身份地位、经济收入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并且他们会经常搬家，成了一种常态，很难有人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住上很长时间。例外的人不是没有，比如冒广生在延安路的模范村一住就是28年。

作者：黄春宇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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