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校史陈列馆中，有一张50年代上医老教授们摄于华山医院周家花园中的照片，照片上荟集当时中国医学界的各界精英，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颜福庆、儿科专家陈萃贞、眼科专家郭秉宽、耳鼻喉科专家胡懋廉、病理学家谷镜汧，以及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陈同生等。原毗邻华山医院的周家花园是上海著名的私家花园，园内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实是闹市里的一方净土。经颜福庆多方奔走，周家花园划归为华山医院。

50年代初期，许多从旧时代过来的老教授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并不了解，甚至产生误解，往往以消极情绪对待学校的工作，有些有困难的老教授与党的领导干部有隔膜。于是，陈同生院长委托颜福庆副院长，通过举办各类学术活动和聚餐活动，将老教授们集聚在一起，在轻松愉快的学术派对中，让教授们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拉近学校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联系。50年代初期的许多个周末，这类聚餐派对常在华山医院的周家花园和颜福庆在肇嘉浜路的私家花园内举行。

**创办“湘雅医学院”

耶鲁医学院1909届有15名成员，14名是白人，颜福庆是唯一来自东方的亚洲面孔。1910年，颜福庆带着耶鲁精神回国，参与耶鲁中国计划的实施，帮助耶鲁在中国创建一所与西方标准完全一致的医学院。但在对中国医学教育现状作充分调查后，他发现困难重重，当时国内可称为医学校的共计有19所，但规模小，教学范围狭小，有些学校甚至没有医学教材，而教学用语却有德语、日语、英语和中文多种，中国的医学校“组织各殊办法不同，经费不中，程度不一，以致参差难于完善”。所有医学校的模式，都只是对外国医学校的模仿与复制，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的实际需求，不仅如此，社会上还充塞着各种商业化的医学校，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培养出一批批的“江湖医生”，遭到国外同行的讥笑。

相比之下，唯有教会机构所创办的医院和医学院还能称得上有组织有规模。当时国内正在掀起基督教“本土化和世俗化”运动，中国社会舆论普遍要将教会教育权利和资产收归国有，形势对教会医学机构相当不利。1914年前后，教会医院和医学校已在考虑与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合作和归并的事宜，提出与中国人办的医学院校合并，或与国立大学合办医学院。

合并或合办，是当时改变中国医学教育困境的唯一出路。颜福庆敏锐地发现，这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大好时机。1914年，颜福庆还在领取耶鲁中国委员会发放的工资，同时他还是博医会（以在华外国医生组织的医学联合会）中仅有的几位中国会员，但他并不掩饰自己想由中国人自主创办医学教育的急切心愿，“教会在我国开设医校，其主旨并非永久性质，西医发达，日见成效，使我国多数人得西医之真传，知博爱之感化，如吾人有独办之能力，即脱离关系，任我国人独办之，此教会盼望我国造就高等医材之实际也，今有绝好之机缘……”

颜福庆以为，中国医学要独立于教会和外国组织，自主发展，创建中国人的现代医学体系。但独立并不是孤立，不是拒绝。颜福庆清楚地意识到，利用原有基础和外国资金，在国内大城市中合作或合办中国医学院，是一项有利于中国医学未来发展的策略性计划。中国的医学环境，“需要将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集合起来，在策略中心建立联合医学校，以使有限的国外资金和人力得以保存，这已显得很紧急了，有些学校已开始这样做了”。

他指出将近100年的努力，教会医院和医学传教士已在中国大地播下西医学种子，教会医院和医学校组织完备，人才济济，与之合作将有助于中国医学的伟业，只是主动权应当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

颜福庆着手操办第一个合办医学院，是湖南地方政府与耶鲁中国委员会合作的“湘雅医学院”，整个合作的方案起草完全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在资金投入方面，中国人也是占有大的比例，耶鲁中国只起配合的作用。1913年“湘雅医学院”在长沙成立，这所与西方现代医学院标准完全一致的医学院，包括一所医院，两所护理学校，分别为男校和女校、一个研究系，调查中国公共卫生问题和流行病情况。颜福庆被任命为湘雅医学院院长。

20世纪初期，在洛克非勒财团投资北京协和医学院前，“湘雅医学院”是中国最具规模的现代医学院。

**中国医学现代化的策略

1915年2月15日颜福庆以成功创办“湘雅医学院”的事例，在博医会发表公开演讲，提醒教会和国外势力，只有尽快与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合作，才有可能使医学科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利用有限的外国人力和精力，要想使医学在中国广大地区得以传播，只能是自取灭亡”。

颜福庆为了能直接向西方社会和医学界表明中国人的态度，他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文章认为，“合作成功的程度必须取决于合作者投入的精神，外国人以公正、诚恳和热情的态度，才能真正赢得中国人尊重和真挚积极的支持。”

对待合作，颜福庆一贯以积极的态度出击，他以这样的方式将合作的主动权掌握到了中国人的手中，为创建他理想的中国医学现代化奠定基础。颜福庆所要创建的中国式医学现代化模式，符合医学科学标准，适合中国国情，是以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的，由中国人主导的医学教育、医院管理、医学科研和医疗卫生保健体制。为此，他提出了推进中国医学现代化的主要策略：

1、创建中国医学教育标准体系

当时，中国医学界面临的另一难题是，缺乏医学教育的标准体系，既没有医生资格考试制度，医学校的教育体制也是各行其道，有按德国标准、日本学制办学的，也有与英美大学医学院合办，授受外国医学院文凭。市面上满眼望去，一片“江湖医生”。颜福庆对此深感忧虑，“各处医校助学颇多，但此类医生系普通教育，未尽完善”。

医学院校没有统一教材和教学语言标准、缺乏统一的科目设制，“凡关于科目课程、翻译医书名目，大为悬殊”。颜福庆代表中华医学会多次敦促中央政府，要对中国医学教育和国家医学事业发展承担应有的责任，提请政府对中国医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应给予高度的重视。1929年，中央政府司法部派出专家对全国医学教育状况进行调查，1933年教育部关于各大学可设立医学院的法案出台，让颜福庆等一大批热心中国医学教育的教育家和医生，着实兴奋了一阵，颜福庆说“中央政府终于承担起管理的责任，并制定一个医学教育的全国方案”。

颜福庆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医学教育家们，为此达成一种共识，认为有必要建立专业性组织，大家共同协作，认真思考中国医学教育的规划，以协助政府制定医学教育的标准。就此成立中华医学教育委员会，颜福庆出任主席。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协调政府与各医学院之间的沟通，帮助政府共同规范医学教育市场。1933年6月，教育部颁布了医学教育科目标准，颜福庆领导医学教育委员会积极在全国范围内试行推广。面对中国现存参差不齐各类医学院校，要推行统一的医学教育标准，难度之大是不难想象的。但在颜福庆的推动下，到1937年，新型的国立医学院校逐步建立，原有一些私立学校都向教育部注册，接受教育部颁布的医学教育标准。中国医学教育逐步由杂乱无章的局面，向规范有序的方向进步。

2、兼收并蓄创造中国医学模式

1914年颜福庆考察中国医学教育现状后，总结出国内已有三种医学模式，一、教会主办，以英美体系为主；二、外国政府或组织与中国私人团体主办，主要是德日学堂；三是中国政府与私人团体主办，以军官医学堂为主。他以为所有医学校的模式，都只是对外国医学校的模仿与复制，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的实际需求。

长期以来，中国医务界存在着德日和英美两大学术派系，两者间若隐若现的争斗在民国政府成立前后由政府卫生管理体系的权力层面延伸到医学校的教学模式，但学派间的冲突到颜福庆这边却成转换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可利用的资源了，他建议中央政府仿照日本模式分别建立两等级医学校，选优等生为医学教育和医院管理人才，次等生去临床工作。颜福庆认为德日医学模式有适合中国国情的地方，尤其是日本翻译的教科书和创造医学名词术语，与中国文字和文化传统更为接近，建议采纳日本的模式。

1914年中华医学会成立，这是中国西医独立的标志，但作为首任会长的颜福庆明确表示，第一、邀请外国人来做会员，第二、寻求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做会员。因为他们从日本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对建立中国式医学模式有相当的借鉴作用。中国医学术语中很多名词来源于日文，而中国医学名词标准化和统一的工作却一直是在由欧美留学生和教会学生为主的中华医学会主持下发展。

如果按学派来划分，颜福庆属于标准的英美体系。但上海医学院创办之初，他便聘请德国留学生谷镜汧担任医学院的教务处长，就是希望将德国医学中注重基础研究、严谨求实的传统注入医学院的模式中，“严谨求实”的学风日后成为上海医学院区别其它医学校的标志。

颜福庆想要创建的是中国式现代医学模式，而不是任何其它国家医学模式的翻版，是一个适合于中国国情、能够兼收并蓄世界各种学术流派的中国医学模式。这一蓝图在颜福庆创建上海医事中心时化为现实，这是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它以上海医学院为中心，由中山医院、教学医院、药学院、护士学校和公共卫生学院组成。颜福庆借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教育范式创建的一个现代化医学模型，建筑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上，有充足的办学经费和设备，管理良好的实验室，全体教师专注于科研和教学，医学院拥有供临床教学使用的附属医院，医疗工作与教学相结合；社会和人群为研究服务对象，关注社会、区域性的公共卫生保健，倡导预防医学而展开的医学学科事业。

1937年4月，上海医事中心在上海枫林路成立，“这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医学院，与欧美同类医学院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它是整个亚洲最重要的医学中心之一，它将成为中国的新骄傲”。

3、争取社会各界共同支持

所有熟悉颜福庆生平的人，都会惊诧于他筹募经费的超强能力。颜福庆曾以个人力量筹集到创建中山医院的100万元，这在一般知识分子和教育家想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教育，可以是免费的，但创办教育却必须有雄厚资金支撑，因为教育经费可对教育质量和学校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或许就是教育家和教育创办者之间的最大区别。作为医学教育的创建者，颜福庆对现代医学和医学教育建构的理解和感受是具有独特性的，他清楚现代医学结构形成中经济力量和社会资源对医学发展的价值和制约力，认为仅仅专注于实验室和医院的医学不应当构成中国现代医学的全部。为此他为上海医学院规划了一个开放而具国际化的现代医学模式。颜福庆恰到好处地利用自己在中国医学界的影响力和颜氏家族在中国政界的人脉关系，熟练地将社会力量、经济和政治资源有效运用到了他的医学创新中，创建了一套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管理和监督模式，支持医学事业的发展——上海医事事业董事会和经济委员会。

医事中心的经济资助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英国庚子赔款基金信托委员会、上海五洲大药房等；董事会由孔祥熙为董事长，会员集聚了中国政界、金融界和卫生界的实权人物，行政院秘书长诸民谊、立法院长孙科、中央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卫生署署长刘瑞恒、教育部长朱家骅、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著名实业家刘鸿生，还有能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杜月笙。

1910年，颜福庆初回中国加入博医会时，曾受到外国医生质疑：凭什么这个中国人可以与我们享受同等的待遇？1914年，颜福庆对教会和全体中国医务人士公开表示，中国医学教育“如吾人有独办之能力，即脱离（教会）关系，任我国人独办之”。到1932年，在中华医学会和博医学合并的欢迎会上，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已能自信地张开双臂，欢迎外国同行加入中国的医学现代化建设的行列，“尽管这个协会称为中华医学会，但它的大门始终是向所有令人尊敬的专家敞开，没有任何国别限制”。颜福庆在致欢迎辞时，心中充满着何等自豪与骄傲。

不到30年的时间，中国医生和中国医学的处境已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当中国人独立创办医学事业不再是梦想时，颜福庆将中国医学发展的方向再次推到一个新高度，中国医学是为人群服务，是为社会服务，中国的医生和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是以全人类关怀为共同使命的，“尽管这是国际间的合作，尽管中国的医学教育来自许多国家，尽管使用各种语言，但我们是团结在科学下，团结在为了全人类利益的共同使命下，这就使一切的合作成为了可能”。

作者：高晞（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原载于2007年9月23日“文汇学人·学林”版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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