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沈洁的文章写得挺漂亮，“豆瓣”上有网友评价她发表于《读书》杂志的《中国史学的百年乡愁》——“文字大气，朗朗上口。其中很多句子都让人久久回味，有些情境让人感同身受。”沈洁则自期：“希望写一点能触动到自己的文字。有一些人，也会喜欢，这就够了。”她习惯于沉在人群深处，因为“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应该是一颗孤独的星球”。

历史学家是做什么的？沈洁给出了一个诗意的回答：“他们是试图进入时光，阅读和讲述这些烟尘的人。”彼时，沈洁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读博，穿梭在故纸堆里的专业谈不上时髦，史料考证与理论建构往往又乏味枯燥，但她用以表达和思考的笔墨却是不落俗套，在一个理智的世界里注入了想象力。比如那篇小试牛刀的《许多时间，像烟》，题目取自顾城的诗。“理性世界的疆土并非无休无止，然而历史学家如何使用他们的耐心和深刻去展示逝去的时光，个中分寸的拿捏，实在可以是非常非常考究的。”

谈及研究历史的人，我们一直怀有敬意，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功利社会的生活压力下，这个专业并不那么受欢迎。沈洁至今还记得，在南京师范大学读本科时，班上绝大多数同学都是从别的专业调剂来的，可能只有她一个人将历史系作为第一志愿。对“冷门”的行当情有独钟，完全是因为自己是一个“故事控”，“小时候翻小人书，尤其着迷那些时间上隔了很远的真实的人与事。”大学期间，书越看越杂，用她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乱读书”的状态。

为何当初会选择“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沈洁现在回想，认为这是一件既偶然又有趣的事。二十出头，理想飞扬的年纪，她在无意间读到了《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同系列的传记还包括王国维、梁漱溟、马一浮、张元济等学人，他们无惧于深重的民族危机，在动荡时局之中坚持做到了立身、立言、立德。“那个时代和那批学人，给我造成了特别大的冲击，当时最直接的想法是，我要进入他们的世界、心性和时代中去，希望能够体验和懂得他们。”老辈风规，历史中的人格与人性，是最能动人心魄的。

尽管她非常肯定地用“脾气亢烈”来标记性格，强调自己对于豪放北国的认同多过婉约江南，然而不经意间，还是触到了心底的柔软。一个话题是沈从文与黄永玉，这对叔侄是她的“男神”，湘西的青山绿水，字里行间的世情，尤其是经历过苦难的沈从文，乐观洒脱，向世人传递了精神的力量。另一个话题则关于治学的心路历程，“我一直在黑暗中行走，整个人似乎悬在半空中，这种不踏实的感觉并非来自生活，而是害怕碌碌无为，不能做好学问。”

读书已成志业，客厅里的两个书柜已经挤得满满当当，她最近在读伊莱因·范斯坦的《安娜·阿赫玛托娃传》，沙发上还搁着一台KINDLE。“一个人、一本书、一盏灯。”这就是让她提升幸福感的神仙日子，“生活每天都在重复，甚至有些刻板，日常之外，需要彼岸的生活。”来沪工作8年，自嘲“社会化程度很低”的沈洁仍在熟悉和适应这座城市。单位、图书馆、家，三点一线的运行轨迹实在是单调，只是偶尔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碰个头。治学之余，一直宅在家中的沈洁也爱追追美剧，或者上网购物。“看到账单邮件，没敢打开，直接删了。”言外之意，她也是“剁手族”。

淘宝玩家可以无师自通，但学术，离不开两位“杨老师”的点拨，两人分别教给了她不同的学术“技能”。读博期间，“小杨”老师杨念群，“他带给我的是一种宽度，不拘泥于细琐和具体，总能敏锐地把握问题”；到上海后，“老杨”老师杨国强，“他展示的是一种深度，综合贯通，从先秦到近代，呈现了历史学家的跨度和气象。”

沈洁将历史学的“气象”看得很重，或幽微，或深沉，这是受到了钱穆与吕思勉的影响。在她看来，两位先生都不是习常所称的“专门家”。他们讲求前后左右纵横贯通，擅长于历史起承转合处用力，抉精发微，开合有致，铺演出大格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沈洁对于思考问题、写作文章的要求是：尽量不那么拘谨，能体现出一种跨度和气象。比气象更可贵的是家国情怀。“历史研究虽然是一份依靠极度的理智才能完成的工作，但从司马迁开始，史家都会投入褒贬和情感，这是中国史学的一种传统。”她提到了熊十力说过的一句话，“读书，应以全部生命相冲击，方能有所感受。”

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青年学者，这个群体的身上往往能找到西学的烙印，沈洁也是一样。福柯、哈贝马斯，布迪厄、吉登斯，萨林斯、格尔兹，那是一段大读西书的岁月。在当时，对观念造成冲击的是“我们如何进入历史”——历史学面对的是史料的海洋，我们怎么去提出我们的问题，以及如何更细腻地去描述这些问题。沈洁回忆道，像文化人类学名著《历史之岛》与《尼加拉：十九世纪巴里剧场国家》，给她提供了很多的滋养。“最重要不是诸如‘话语’、‘惯习’、‘地方性知识’等一些概念或者所谓的分析工具，而在于他们提问历史和描述历史的方式。”受其启发，沈洁产生了一个想法：人类学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远方，历史学则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远方。高妙的史论能兼顾时空两重维度，得思辨之境界。

就研究兴趣而言，沈洁所做的课题主要集中在晚清到大革命这段时间，思想和社会文化的转型，而这基本上就是中国现代转型与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她的博士论文探讨现代中国的反迷信运动，从1900年写到1949年，围绕知识人、国家是如何论述和定义“何为现代”。从康德到福柯，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在讨论何为启蒙、何为现代，沈洁用“反对迷信”作为载体，去观察中国的“现代”和“启蒙”是如何兴起的。“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充满了矛盾，但在矛盾当中，你又能看到和解。”沈洁以此为坐标，再去回望中国从晚清到民国的现代变迁，审视这几组困扰时人与当代研究者的问题——古、今，中、西，城、乡，传统与现代，精英与民众，“从观念、政治层面对现代中国进行解读，就会收获新的东西”。她讲到，过去一讲现代确立的过程，就是彻底反叛、告别传统。传统与现代之间当然有紧张、冲突，但也有延续、并存，甚至有的时候是合作。近代中国的激进化，才真正导致了二者的对峙。

近年来，沈洁的研究主要是从1905年废除科举、1911年辛亥革命这两个点展开并辐射出去，因为“这是对现代中国历史产生最大影响的两个起源性的事件”。比如：科举废除后的功名社会，反废科与科举“遗民”的研究，这是讨论观念和身份认同、文教遗存；辛亥革命及民初中国的旗人旗族问题，有关族群、族界与国家认同；孔教的问题，洪宪帝制与伪满洲国的帝制认同。从晚清开始，中国现代的确立，就弥漫着一种猛回头式的破坏主义。包括戊戌，从前我们的历史学家把它放在“改良”的序列里头，但实际上，这场维新运动，非常的激进、急进，也正是这种激进和急进，破坏或者说中断了一种有秩序的、可操作的、可能进行下去的维新。到了辛亥革命、民国的共和政治、新文化运动，都在仓促和急迫中发生。破而未立、悬而未决。沈洁关注的这些题目，有一个共通点，即从一个“现代的反面”去观察现代确立的过程。“听上去很矛盾，但这恰恰就是历史的逻辑，也是历史的有趣之处。”

沈洁说，史学是很具体的，不要抱持太多建构概念的野心，能够在细致又呈现出跨度的情况下，叙述、解释开始与结果之间的风云际会，也就尽到了本份。“学兼汉宋，汉学师其翔实而遗其细碎，宋学师其笃谨而戒其矫妄空疏”——《抱冰堂弟子记》里的这段话常常闪现在她的脑海，还有王国维那句非常著名的“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历史学如何前行？她想了想，觉得大约是这样的：“固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史学，承前启后，有渐无顿，不伤精气神，不曲学阿世，则是史学从业人士任何时候都不容轻忽的职业精神。”严耕望曾品评吕思勉先生能有博瞻精深之境界，因其能有极大的魄力与坚毅力去下实在令人惊服的苦工，这不是才学问题，而是“才性问题”。先贤的精神，在她身上产生着跨越时空的激励意义。

作者：黄春宇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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